叔孙通办这件事情惹恼了1300余年后的司马光。老先生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大张挞伐,在《资治通鉴》相关记载后面写了一大段话: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
然后又批评刘邦乐颠颠接受了这一套,“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王者”。又说刘邦曾经接受陆贾的建议,还算明达、可教,如果能得大儒而佐之,应该可以建立一番更伟大的事业。可惜了。
接下来,老先生猛烈抨击叔孙通:“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说叔孙通只是继承了尊君抑臣的朝廷礼仪这一套糠粃,导致夏商周以来传统制度之精华就此沦陷而沉没,贻害直至北宋。
司马光反感这一套真发自内心又恨恨不已,依世、谐俗、取宠,直接指责叔孙通的人品。最后凛然宣告,如果是自己,绝不委己而从人,“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资治通鉴》卷十一
司马光何来诺大火气?
这一套朝仪的目的是尊君抑臣,核心是大臣动辄对皇帝伏地叩首,是根据政治权力调整礼仪规范,从根本上违背了华夏文明敬老尊贤的传统礼仪内涵,是偏离、甚至背离了华夏文明最珍贵的东西。司马光明确认为,这一套后来沿袭两千年的朝廷礼仪,只是传统文化的糠秕而绝非精华。叔孙通如果能够借西汉建立之机根绝这一套糠粃,司马光垂垂老矣,也就不必动辄就给北宋朝廷那一帮老少寡妇、小皇帝下跪叩头。
老先生几乎已经被后世定型为保守、保皇了,但他也不想给人伏地叩首啊。不仅不想给人伏地叩首,理念不合他都不干,宁可赋闲西园、著书立说,满腔不平大概淤积已久,便一股脑儿发泄在了叔孙通头上。人生而希望平等,自古如此。说中国人生来就愿意下跪叩头,真正胡扯!司马公这般饱读诗书的标准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政治上和司马光对立的王安石,也写过一首《嘲叔孙通》诗:“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认为叔孙通的动机就是“贪君赐”。
后世往往以为西汉的体制已经蛮不错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却是这样一种看法。二人治国理政的理念尖锐对立,对叔孙通的看法却高度一致,一个说他“取宠”,一个说他“贪君赐”。通过这种一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北宋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一般政治倾向。
尽管司马光、王安石非常不满,但叔孙通制订的西汉朝仪还不是完全绝对的一边倒,君臣在朝堂这般正式场合相见,还是要互相行礼的,例如丞相给君主行礼,君主也要给丞相还礼,然后大家坐下说话。也还算比较文明。后来影视作品经常展示的丞相狗一样趴在地上行礼如仪,君主神一样坐在上边欣然受礼,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野蛮。相当多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歌颂满清皇朝的那些,程度不同、有意无意,是将野蛮当文明展示。当然不能说是不知羞耻,却是严格意义上的不知野蛮。
公允而论,叔孙通并非只知阿谀奉承。但他有幸遭逢西汉革命而不能抓住机遇推动政治进步,反而继承发扬了秦皇朝的一套礼仪、为害当下并贻害千秋,历史作用确实落后。他逃离了秦二世胡亥,又主动趴在刘邦脚下;自己主动趴下了,刘邦或刘邦的子孙迟早也会成为胡亥,更何况刘邦已经选择了称皇帝。
进步,需要机遇。倘若司马光置身西汉,应该会另有一番作为,后来两千年中国人也就有可能不必动辄伏地叩首。姿态肯定决定思想,趴在地下说话和站直了说话,肯定不一样。如此而言,司马公的批评又不过分。
对有幸遭逢历史机遇者,叔孙通是一面镜子。两宋以前的传统文化特别鄙视逢君之恶、阿谀奉承,道理就在于此。
叔孙通也是西汉功臣之一。所幸只是极少数且不占主导地位。否则,西汉肯定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再说一遍,自古至今论及此事,基本都是批评叔孙通。这不公平。如果没有刘邦需要、没有刘邦允许,何来叔孙通制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