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秘书长的办公室离开后，西弗勒斯和詹卢卡去找阿里桑德罗，但是遍寻了整个圣马可教堂后都没有找到他的人影。
他们一起站在主入口，俯瞰着这个欧洲最美的客厅，它迎接过很多“客人”，其中有两个法国人非常特别，他本来是这个城市千千万万的过客中的一员，少有人将他与后来者联系在一起。
这两个人一个名叫让·雅克·卢梭，一个名叫拿破仑，这两个人对法国、对威尼斯、乃至整个欧洲都有巨大的影响。
“你对卢梭很熟悉。”詹卢卡说。
“每个穷鬼都喜欢卢梭。”斯内普尖酸地回敬“他的文章是对当时贵族的奢靡风气一种无情的批判，你不知道穷人有多讨厌富人。”
“但我听说他结局不怎么好。”詹卢卡说。
“法国贵族也一样，有很多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斯内普说“随着他发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卢梭被取消了歌剧院免费入场权，对一个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这等于是将他赶出了社交界，42岁时他开始起草《社会契约论》，这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纲领。在《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十章他预言科西嘉岛将震撼整个欧洲，他就快和乡村卜师一样会预言了。”
“不只是上断头台。”詹卢卡说“他们被畸形的正义感控制了，福斯监狱的刽子手将女士们安排在最前排，观看他们肢解贵族，他们把贵族剥光了，用中国一种名为‘凌迟’的办法折磨受害者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开膛破肚，掏出他们的五脏六腑，再把受害者的财产放在会议桌上，没人会私吞，他们管那些被害者叫‘民族的敌人’，我想更可怕的是没人觉得这么做是反人类的，连那些女士们也在享受暴动的快乐，甚至有人还抱怨没有享受痛打贵族的快乐，在用这种办法屠杀了大约2000人后，那些暴徒说关押着流浪者、老年人的监狱养的是无用的人，不如都杀掉，然后他们就那么做了，如果只是痛恨比自己成功的人，为什么连那些流浪汉也要杀掉？仅仅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累赘？”
“看来你有点没弄明白，猎巫运动虽然乱，可是政府和法庭还在，法国大革命是人民将政府打倒了，社会陷入全面混乱，没人会去管这些罪行了，如果说贵族有枪，有足够的实力以少对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那么也没人追究他的罪行，关于非洲的巫毒教你知道多少？”
詹卢卡摇头。
“巫毒教有一种丧尸，无自主意识但可被巫师控制，丧尸一般是由活人直接转化，僵尸必须是由死人转化，丧尸移动缓慢，看到活人血肉时，速度极快……”
“我知道你说的，那是生化危机里才有的情节……哦。”詹卢卡心有余悸得说。
“我想更可怕的是那些‘丧尸’并不是被人控制的，而是被自己的意志控制的，并且是打着自由、博爱的旗帜，就像你说的，贵族是‘人民的敌人’，当仇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那个时候群体情绪就像是海啸一样没人能够阻止，人们痛恨封建制度，痛恨特权阶级，以至于对他们的悲惨无动于衷，时至今日法国人依旧觉得法国大革命是正义的，但是现在，一些法国人又认为富人在法国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不将富人当成‘害虫’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詹卢卡摇了摇头。
“因为卢梭很有名，却没人真的去读他写的书，大家都去看电影、电视去了。当波兰政局不定的时候，有个波兰贵族曾经登门拜访，卢梭为波兰草拟了新的政治制度，远隔重洋的科西嘉革命者也曾写信邀请卢梭去该国担任制定宪法的工作，可见他的影响当时就是世界性的，对于这么一个人，法国人却让他生计都难以维持，如果不是罗伯斯庇尔登门拜访，他还在继续抄乐谱为生，罗伯斯庇尔帮了拿破仑很大一个忙，该杀的都差不多被他杀光了，拿破仑因为军功被很多人崇拜，在他挺进巴黎的路上不断有人加入，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的动员手段，群体很容易陷入偏激的情绪中，仇富是最简单也是最简洁有力的，中国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男人那点事，弗洛伊德早就已经用文字说明过了，命运是不公平的，这一点我已然知道，但有人却一再提醒我，我想心平气和，不偏激都做不到。”
“是你的那个仇人提醒你？”詹卢卡问。